沈阳是一座男性化的城市，这一点可以从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的沈阳考察文章中得到印证，他这样描述沈阳：“如果说杭州和苏州是秀丽的小家碧玉，纤细而柔弱；那么沈阳就是充满肌肉和力量的壮汉，绝对是一座男性化的城市。”

　　在我眼里，沈阳的空间形象可以具体到几位男性身上--努尔哈赤、张作霖和铁西工人。努尔哈赤修建的沈阳故宫，如今是沈阳旅游的第一大景点；张作霖的大帅府，在电视剧《少帅》热播后也闹了个门庭若市，摩肩接踵；而铁西工人呢？那些铁西区的老工厂命运如何呢？2016年，沈阳承办了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期间国内很多规划专家要求组委会带队去参观铁西的老工厂，负责接待的一位本地建筑师只能无奈地说：“你们来晚了，铁西的工厂都没了。”

　　对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来说，沈阳在我记忆中，留下了变化多样的格局与风景。我的家最早在沈阳大东区，这里毗邻古城，到处是曲折幽深的巷子，常见到青砖灰瓦的庙宇。每到礼拜天，爸爸会带我去古老的买卖街--中街，街两旁都是古朴而精致的建筑，往南一点是一片红墙琉璃瓦的宫殿。

　　到了假期，妈妈会骑车带我去姥姥家。那算是我童年时代的长途旅行了，从城区的东北边跨越十多公里到达铁西的兴华街，当穿过南五马路铁路桥时，眼前的街道变得宽阔笔直，两旁的房子整齐高大，远处有无数根烟囱向蓝天喷吐着黑烟……

　　矮小的我爬在和平影剧院侧面家属楼的阳台栏杆上，看到头顶古代样式的屋檐和下面一对面目狰狞的石狮子。其实这些并不是我认可的铁西的景象，我更喜欢二舅骑着车，前面横梁上坐着我，后面货架上坐着三舅，一溜烟冲向兴华街北面的工厂区。经过多次跨越铁轨的颠簸，享受着那被弹起来的感觉，鼻子里吸进一股浓重的酸味，眼前出现了许多庞然大物--工厂、工厂，还是工厂。

　　中国古代的匠人善于用木结构营造巨大而通畅的室内空间，除了供奉神灵，更是彰显帝王的威仪。而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掌握了通天彻地本领的“工”们，也营造出工业时代里殿宇庙堂般的巨大空间。

　　记得一次参观铁西工业博物馆的巨大厂房时，我渺小的身躯在空荡而寂寥的厂房里，像一段烟篆飘忽不定。那是一种心悦诚服的膜拜，在天窗漏下的箭雨一般的光柱间穿梭，冉冉升腾。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工业区长大的孩子们心里埋下一种巨灵神般的幻象。

　　现在的沈阳人都见证了铁西是怎么没的，却很少有人知道铁西是怎么来的。苏联红军占用了那么多工厂，解放后工人师傅修复了那么多工厂，这些工厂都是哪来的？不到十年时间里，铁西区是如何从一片荒野变成巨大的工业区呢？

　　1936年10月，一群伪满洲国的政府要员和军官秘密集结在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院内，用一个月的时间制定出一套方案，然后提交日本政府。这个方案叫做《满洲国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1937年2月，日本政府同意该方案，4月五年计划开始实行。这一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利用东北丰富的资源大力开发重工业产业，预计投入资金超过60亿元。伪满洲国成立之初，确定奉天（沈阳）、安东（丹东）、哈尔滨、吉林为工业城市。在最初的五年里，不说后三个城市，就连工业基础最强的奉天市，除了张作霖留下的兵工厂，其他重工业企业都很薄弱，而从1905年就开始被满铁蚕食的铁路以西地区，主要集中的也只是建材、纺织、酿造和农产品加工行业。

　　伪满洲国的五年计划，其目标是要将东北打造为一个重工业产业区，以支持日本本土及日本军方不断滋长的侵略扩张的野心。然而，这个计划的最大瓶颈是60亿的资金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一个活跃分子登场了。这个人就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姥爷岸信介，他从日本请出了一个产业巨擘、大财阀--鲇川义介。鲇川带着海量的产业资本来到东北，主持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有了这么大的资本注入，五年计划顺利启动。

　　铁西重工业区的形成便是这个五年计划的最大成果，到1941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铁西区已经形成了冶金、机械、化工、建材、橡胶、制药等门类齐全的产业集群。那时，在铁西区棋盘式布局的街道上，能看到一些大企业的名号--三井、三菱、住友、东芝、日立、富士、立邦……在日本的经济界，铁西还被称作“大阪系资本的别动队”、“东洋之铁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铁西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满重旗下的企业基本上都转型生产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比如，满洲三菱机器株式会社（沈阳第一机床厂的前身）转型生产坦克和航空机件；沈阳化工厂的前身满铁润滑油工场，为了应对美事物资禁运政策，自主开发生产机车润滑油，以保障战略运输的通畅。到二战后期，铁西区已经变成一座巨大的兵工厂，因此也引来美国战机的不断轰炸。

　　1945年二战结束，苏联红军解放沈阳，在欢庆之余，他们开始劫掠工厂。铁西区的损失最为惨重，据机床一厂厂志记载，“8月28日苏军进驻原满洲三菱机器株式会社，1946年3月8日撤走。期间分六次运走工厂机器设备及材料共160余火车皮，损失90%以上。”

　　等到1948年11月，党的军队进城，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光是瘫痪的城市，还有残余势力的不断袭扰。陈云和广大接收的干部们如何来面对这个乱摊子呢？他们的答案是一份上交给西柏坡并被转发全军的《接收沈阳经验》。铁西区也在这群来自农村根据地的干部的指导下稳步恢复生产，除了继续为民生提供必要工业产品，更为解放战争和之后的抗美援朝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铁西的工业火苗又重新燃着了。

　　铁西区更大规模的复兴是在“一五”和“二五”期间，而关键性的动力却来自于工业强国苏联。通过1950年代初签订的多项中苏协定，苏联老大哥通过提供资金、设备、人才等方式积极援助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援建中国156个大型项目，这些项目大部分都在东北地区，沈阳的铁西区就占有三个项目，分别是第一机床厂、风动工具厂和电缆厂，另外还有6个配套建设重点企业。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铁西区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区内市属以上企业达到520家，其中大型国营企业58家，沈阳市内的国家重点大型企业，如电缆厂、冶炼厂、水泵厂、重型机器厂、机床厂、制药厂等大部分集中在这一地区。铁西区形成了以机械工业为主打，拥有矿山重型设备、机床、通用机械、电子、钢材、有色金属、标准件、电力设备、化学、橡胶、制药、食品加工、酿造等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

　　可以这么形容，小到饼干、啤酒、毛料、胶鞋，大到变压器、发动机、矿山设备，整个国家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全部产品都能在铁西制造。这是铁西的荣耀与骄傲，然而，也必将是它的累赘与羁绊。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铁西区像钢花一样耀眼迸发了近五十年，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豪言支撑着东北老工业区。然而，时过境迁，国家的境况越来越好，东北老工业区也开始慢慢走向衰败。

　　让沈阳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刚刚踏进二十一世纪，一部名为《铁西区》的纪录长片横空出世，获得2003年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和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的纪录片大奖，之后通过三好街的盗版市场传遍了整个沈阳。

　　我单位的一个老同事看《铁西区》都看哭了，因为那正是他几年前所面对的真实影像：停产、下岗、买断、离开。他哭不是为自己，他自己有了新工作，而他要哭的是那帮还窝在铁西区的兄弟姐妹，老的老病的病，不知还能挺多久。

　　王兵，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学摄影的陕西汉子。他拿起DV深入铁西的工厂，与工人打成一片，拍摄到最真实的劳动与扯淡场景。他为沈阳也为世界留下了铁西最珍贵的影像。他所记录的时间段从1999年到2001年，国家刚刚经历了香港和澳门回归，铁西区的大部分工厂正经历滑铁卢式的惨败，镜头中的冶炼厂还在生产，因为还保有一些资源优势，而与南方竞争激烈的轻工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比如纺织厂早已倒闭。

　　一切滑落都是那么迅如雷电，当大家欣赏完《铁西区》，再想去铁西区重新捡拾一点零余的素材，发现一切都过去了。工厂已经封闭，移交国资部门等待拍卖；工人已经分流，回家自谋生路。那段历史稍纵即逝--那些工人的状态，那些沉默的厂房，那些蠢动的机器，很快就都结束了。仿佛就是为《铁西区》的拍摄而发生的，而铁西不会再有一个王兵。

　　2002年，《铁西区》完成的那一年，位于铁西区北二路上的沈阳低压开关厂开始拆迁了，由此也拉开了铁西工厂拆迁的序幕。这一行动的代号叫做“东搬西建”，目的是要腾出建设大路以北13平方公里的闲置厂区，将土地迅速转化为解决众多国企改革所需要的巨额资金。

　　当我在2006年拎着相机站在北二路上时，眼前的景象有如隔世。王兵片子里的工厂还在生产，而我所面对的是空荡荡的厂房。自从大学毕业，我就很少回到这片城区，最后的一点印象还是为姥姥送葬，坐在冷冰冰的灵车里从机床一厂的医院出发，穿过那些个灰暗的街道和死气沉沉的厂房。那时我心里隐隐觉得铁西区与年轻人如此地格格不入。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了每周的记录工作。我拿着宾得老相机，装上富士反转片，觉得这套配置才适合记录旧日的工厂。

　　翻墙进院，是进入这些无人工厂的唯一途径。废弃的工厂在拆除之前仅留一两个打更的，他们会养狗来看门护院。脚刚落地后，先不要着急掏出相机，要静静地观察，最好手里拎个棒子或砖头。在确定院子里没有狗的情况下，才能拿出相机。

　　其次，要注意隐藏在身边的危险物。比如，废料堆里的钉子，若一不小心踩上，可能还得去防疫站打破伤风。再比如，厂房里的大窗子，最好不要碰，上面的玻璃都不牢靠，若碰一下，玻璃可能从几米高的地方落下来。

　　在拍摄中从来没遇到过房倒屋塌的事件，拆得即使只剩框架的厂房也非常牢固。尤其是日占时期或者时期修建的老厂房，由于当时没有生产超长材料的能力，大都是用铆接的方式制作立柱和钢梁，甚至还有的用螺丝把紧木条做横梁，因此直到今天仍然坚固无比。

　　我一个人在无人的工厂里拍摄时，一点都不感觉可怕，有时还会觉得感动。比如，在办公室里捡到一个日记本，看到一行字，“XXX，突然想起来，不知道你现在还好不。”还有那些被遗落在墙上的标语、宣传画、奖状、电话表……这些都是小时候，在父亲的工厂里仰头看到的东西，现在可以平视了，却面对着它们即将逝去的境遇。

　　因为我是未经许可的闯入，所以很怕遇见人。但遇见，又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或是留守的保安，或是拆迁队的工人，或者是回厂来看看的老职工。与他们交流时，要把自己放得很低，问问关于工厂里的问题，他们大都会问一答十。在他们的眼神里，我起初看到是警惕与疑惑，慢慢地，就变得同我一样了，是怀念和茫然。

　　我所领略过的工厂并不是灰色的、死气沉沉的。我觉得城市里所有彩色的东西都是由工厂创造的，就像大自然中的色彩必定要多于人类制造的颜料，工厂里的色彩也要远远多于中街、太原街、五爱街……

　　工厂里的色彩是醇厚的。还记得小时候用过的棉布材料的红领巾吗？那种红色不单单是被看到的，还是被摸到的软乎乎的感觉，闻到的略带腥味的胰子味儿，尝到的一点点汗渍的咸味儿。工厂里的色彩就是那种棉布红领巾上的红色，你标不出它具体的颜色数值，却能找回一连串温暖的、充满母爱的回忆，甚至还伴随着跟父亲挑战的记忆。

　　工厂里的色彩也是令人恐惧的。在化工厂里，很容易发现被各种被致命药剂腐蚀的金属材料，那些异乎寻常的色彩所诱发的直观信息，会直接进入呼吸和消化系统，导致呕吐或晕厥，它们仿佛是记录世界灭亡过程的大型壁画。让我联想起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无论是《牺牲》、《乡愁》还是《索拉里斯》里那些刻画末日、毁灭的镜头。

　　还有一堆色彩也充斥在记忆里，火红的铁水、迸溅的金花、仪表盘上闪烁的红绿蓝的灯亮……在我注视空旷的车间、冰冷的炉膛、锈迹斑斑的机柜时，它们像萤火虫一样在我的脑海里翻滚跳跃。

　　2011年开始，我把积累了五年的底片不断地通过自媒体向外发布，让我结识了一个重型机器厂的工。